蒯家亦是名门,在荆州之地是数得上的右姓士族,蒯良、蒯越二人与蔡瑁一样,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
此时荆州的形势很不好,对刘表非常不利。
荆州最富庶、人口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阳郡,而现在袁术盘踞在此,尽有其众,留给刘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人烟也较为稀少、战略地位亦相对不高、离中原稍远的郡县,——亦正是因南阳在袁术手中,所以刘表才跑来了宜城。
而在这些剩下的郡县里,大约因天高皇帝远之故,其境中素来是宗党势力强大,於今天下乱事已起,更是宗党猖狂,盘踞各地,只拥众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数十股之多。
最膏腴、最重要之地为外人所占,余下之地又是宗党之地,而入荆州之日,刘表身边又无一兵一卒,仅他一身而已,在这个乱世初始之时,摆在他面前的局势不是一般的恶劣。
荀贞与蔡瑁认识,自相识以来,他两人时有书信来往,尤其是荀贞到了颍川后,在这么一个时局不稳,形势越来越动荡的背/景下,为互通消息,彼此书信来往的更加频繁,荆州的许多消息荀贞都是从蔡瑁那里得知的,在和刘表议过荆州时局后,蔡瑁给荀贞写了一封信,信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议。
刘表和蔡瑁、蒯越、蒯良诸人一样,也是出自高门,因而他此前虽未曾在荆州为官,却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识,会议上他不必遮遮掩掩,直接就道出了他的忧虑,他说道:“如今袁术在南阳蠢蠢欲动,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又各自拥兵独立,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必然会大祸监头。我想征兵,但恐怕征集不起来,你们有什么高见?”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蒯良,他回答说道:“民众不归附,是宽仁不够;归附而不能治理,是恩义不足。只要施行仁义之道,百姓就会归附,像水向下流一样,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
蒯越第二个发言,他说道:“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部下离心离德,若让人显示好处,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一定会扶老携幼,前来投奔。聚集兵众后,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北两处,荆州境内的八郡,发布公/文就可平定。即使那时袁术来攻,也无计可施。”
蔡瑁在信中提到,说在听完蒯良的意见后,刘表称此是“雍季之论”,而在听完蒯越的意见后,刘表则称此是“臼犯之谋”。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臼犯主张用诈谋。雍季说,诈谋虽能得逞於一时,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后来,晋文公用诈术取胜,但在行赏时,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左右不解,晋文公解释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臼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在信末,蔡瑁说:刘表采纳了二蒯的意见,在会议结束后,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
因为在写此信时,蒯越刚出发未久,所以成效如何,尚不可知,蔡瑁自也没在信中提及。
荀贞把蔡瑁的信递给孙坚,待他看过,慨叹说道:“刘景升,英雄也,虽是只身入荆州,而荆州已入其手矣!”
只从刘表把蒯良的意见比作雍季之论,把蒯越的意见比作臼犯之谋,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也可从中看出他这是决定要用诈谋定荆州,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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