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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