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话的奴工。
国朝为数不多在整治“人贩子”上有成效的,也只有长安和武汉,连京城洛阳都差点意思。
之所以如此,原因多种多样,但弄到最后,总归就是一个钱字。
长安和武汉不缺钱,自然有办法建立行之有效的举报机制。而京城洛阳不同,环京城“无人区”是事实存在的,乃至洛阳好汉有当街杀人的,直接流窜到洛阳周边落草,一年半载都别想找到。
京城本该是首善之地,但正因为洛阳是京城,这就导致此地居行大不易,普通人家被盘剥起来,也是无形之中数量惊人。
洛阳令手中能调动的公款,可能还不如南市一个柜台来得多。
这就使得即便洛阳令有什么想法,也只能干瞪眼。再好的制度,没钱去维持,就没办法执行。又因为是国朝帝都,不管谁去做洛阳令,首先就是维持好和勋贵的关系,至于百姓疾苦,再疾苦也只能往后靠。
武汉和长安,多少有点轻装上阵的意思,尤其是武汉,官方是坚决执行两头惩罚的。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重则流放,轻则工役三年,至于罚金……上不封顶。
武汉之所以能够执行,出了江汉观察使府资金雄厚之外,跟武汉的基层也有很大关系。压制了小农的生存空间之后,就不存在乡镇级的“乡贤”来带头对抗国法。不存在最基本的抱团,官方想怎么镇压就怎么镇压。
本身武汉主要奴工都来自“官方贸易”和战争收益,又进一步压制了很大一部分的“人贩子”销售市场,这就让“人贩子”集团,很难通过收益来诱惑武汉官吏。
多重原因的作用,才让武汉有这样的成效。
但别处州县想要照猫画虎,那就很难。资金、制度、施政者决心、市场……想要建设起来,相当的困难。
而且即便如此,武汉并非就真的禁绝“蓄奴”,大量民办勾栏妓院中充斥着的妓女,往往都是被拐卖而来的外地女子。
断绝后路,又因为社会普遍价值的缘故,使得这些女子即便脱身,也无法返乡。这就出现了无可奈何的状况,受害者破罐子破摔,反过来成了犯罪者的“帮凶”。
武汉历次“严打”,也无法彻底根据。甚至有些“鸡头”还学会了打游击,把妓女化整为零,直接在工坊四周招揽生意。
一个帐篷,一条毯子,一个妓女,就是一门生意。
而偏偏这种性需求是无解的,对于工坊中的大多数工人来说,存钱多的去大型官方娱乐会所,存钱不多的,自然是跑去帐篷里对付几下。
类似“快餐”“包夜”“口技”等黑话、切口,也逐渐蔓延开来,武汉官方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维持不扩大,却不能真的就彻底打扫干净。
只是对别处发达州县来说,武汉此项施政,简直是天下楷模,“人贩子”在武汉根本掀不起风浪。
实际情况却尤为讽刺,如果把天下各地发达州县的发展状况统计一下,就会发现,武汉或许本地不是蓄奴最多的,但是和武汉息息相关的海内外诸多行业,却偏偏又是消耗奴隶最多的!
即便如此,愿意效仿武汉的精英,依旧层出不穷。
来敬业就是其中之一。
“来敬业这条过江龙,有恁多势力襄助,想来也不至于在润州折了。”
听到张德这么一说,幕僚们脸色一变,有人惊异问道:“使君此言,莫不是认为来县令亦不能禁绝‘拐卖’?”
“若是新设上海县那般,倒是能成功。此间行事,要说不得罪本地高门,诸君信么?”
“这……”
幕僚们一时语塞,却知道张德直指问题关键,略作思想,便知道来敬业将来即便做事如火如荼,但也早晚“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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