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改变,越来越是明显,连底层的老百姓也感觉到了变化,来自身边的变化。
报纸、银行、邮政、图书馆、少英院、赡老堂……货币流通、道路运输、文化教育……新名词、新事物,总有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
奢安叛贼被灭了,据说是几个土目联合起来反正归降,并引领明军攻寨拔城,擒杀安位等头目。
辽东已平了大半年,听说又有几个蒙古部落归化大明,海外的湄公省还在招募移民,一年三熟的好地方……
这些都是大事件,对老百姓的影响只是能够安享太平的安心。而关系到自身或自家的,也有不少。
村里开办了学堂,还是免费的。谁家有孩子能够通过小学毕业考试,便豁免丁税。
所谓的丁税,又可称为人头税,是历代封建王朝除了田税外,最主要的税种。
汉朝时便有了完善的丁税制度,从七岁开始交税,十五岁时便和成年人交一样多的税了,直到五十六岁才可以免除。
考虑到古代的卫生医疗水平,以及平均寿命,这个丁税差不多交到死亡为止。
到了明朝万历朝时,丁税体系有所松动。但实际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把人头税和田税捆绑在一起,折成银两,计入田税一并征收,并不是真正废除。
对于皇帝来说,先前是一直憋着劲要实行“摊丁入亩”的。但在反复思虑研究之后,才发现,清朝所谓的“永不加赋”只不过是个幌子。
而历史上明朝末期的“横征暴敛”,有其实际上的困难和无奈,可追根究底,却是“苛农宽商”和吏治的问题。
历史上的明朝官员以抵制为荣,靠抗税来收揽民心、培植声望,尤其是江南地区,再重的税派,都给打了折扣。
对于明朝官员来说,抗税的风险太低,大不了罢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出名了,红了,简直比后世的炒作效果还好。
官员和乡绅富豪勾结,沆瀣一气,抗税、拖欠成为惯用手段,损公肥私反倒成了为民抗命的好官。
可从天启三年开始,这些从宣德年间便开始的积弊便逐渐被皇帝的雷霆手段给扫除了。
如果是有心人,可以计算一下,几年来,被严惩抄家流放的官员士绅有多少?
大到朝堂上的一二品,小到乡村的地主豪绅,头一两年说杀个人头滚滚,也不为过。
赋税能如数征收了,侵占隐冒的土地被清理出来了,“苛农宽商”的弊政被逐渐扭转了,国家财政也宽松了。
越是如此,皇帝反倒不急于实行“摊丁入亩”了。在他心中,开始酝酿废除人头税的惊人之举。
只不过,在废除之前,把豁免丁税作为鼓励百姓接受教育的手段,却还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
辽饷不征了,练饷、剿饷更不必再出现了。
最主要的是,在严刑酷法下,吏治也清明了许多,老百姓的负担不重,皇帝也想着别把施恩一下子到位,总要留出些空间。
当然,辽东重建、海军扩充等等,依然还使朝廷的财政不是那么宽松,多收些钱,又不会逼得百姓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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