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南下,为大明子民争夺生存空间,为大明帝国创造财福,为顺利渡过大灾害,并以不断的胜利打出汉唐的骄傲自豪。
这已经是皇帝既定的方针,不可更改,差别只是在速度的快慢。
当然,包括熊廷弼在内,臣僚都对皇帝越来越显露出来的扩张欲望,感到担心和忧虑。
成祖时期的极限扩张,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复杂的边疆事务也让朝廷感到难以应付。
比如下西洋,七年间共花费了四千多万两,对于年收入在千万左右的明朝国库,确实是巨大的压力。
连朱棣在每次郑和出海时都“一则一惧”,很多大臣更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上书谏阻,并将下西洋称为“弊政”。
其实,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称下西洋为“弊政”也是有道理的。不能从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当时人们的想法,因为花费巨大,负担沉重,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关键是思想和传统的问题,当时的明朝是不考虑赚钱的,所谓“厚往薄来”、“重义轻利”,才是天朝上国的风范。
而下西洋作为炫耀国力的方式,实质上多是用丰厚的赏赐来显摆。朝贡体系也是禀承着这样的原则,以致番邦小国争相前来,使大明帝国也有些吃不消。
朱由校的扩张当然是迥异于成祖,甚至是迥异于历代皇帝。说白了,就是“利”字当头,没好处的仗不打,占地要肥沃,或是有其他价值。
按照后世的名词,就是产出要大于投入,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越打越富,越打越强。
只不过,把打仗当成买卖,不赚钱不干,很是有失天朝上国的体面。所以,皇帝不能明宣于外,臣子们也不知道皇帝只想着通过扩张捞钱。
当然,收益有时是长远的,有时眼见着就能获利。比如依托辽东北进,苦寒之地,能赚什么钱?投入还不小。
和一年两三熟的湄公省相比,当然是如此。可皇帝知道,黑土地蕴含着怎样的财富,就是更苦寒的西伯利亚,地下的黑金也不能用眼前利益来衡量。
说出来也没用,皇帝嘛,干就是了。量力而行还是没问题的,谁让他来钱道儿多呢!
腊月二十五,离大年只有数天时间。节日的气氛早已弥漫于京师,平辽成功,又能得享太平,从官到民,都有种轻松的感觉。
“父——”
“皇——”
两位小公举又是一人迸一个字,把“父皇”凑全。然后就咧开小嘴,咯咯笑得欢快。
皇帝大悦,一手抱起一个小棉袄,左一下右一下,亲得“波波”带响。
裕儿笑得欢畅,既为女儿日渐长大,也为皇爷恩宠不衰。
和两位女儿玩耍了一会儿,皇帝才放开她们,看着两个小人儿在宫人的小心看护下迈着小短腿走远。
“皇爷。”裕儿还改不了称呼,可听起来就显得亲近,剥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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