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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