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耕地数量已经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就算朱由校再怎么抑制打击权贵地主,也不可能达到“耕者有其田”。
解决多余劳动力,现在除了发展工商,并无他法。多开小作坊、多做小买卖,也算是自主创业,很好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是针对工商税收取的伤民弊端,朱由校与李起元商议后,制定了一个免税标准:货物总值二十两以下的小商贩,钞关不得收税。
小作坊也以用人数量来确定额税,家庭式的免税;雇佣工人三人以上的,正常税率;人数再多,规模再大,则税率上升。
在工商业,阶梯税率是必须实行的。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还是试验性的。
中国有句古话:取之无形,使民不怒。西方有句话: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可见东西方都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就是税收要从富人身上拿大头,升斗小民少负担。
朱由校也知道这个政策到了下面,未必会得到切实执行。但你不能等到万事周全,吏治清明达到标准,再施惠于民。
先在法律层面颁布,让匠户和贱民脱籍,让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税优惠政策,让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百姓也有理争辩。
同时,朱由校也将此作为考成的一个标准。通过各地官府的执行情况来判定是能吏还是庸碌,好的自然是官员得力,差的就罢黜换人。
新任户部尚书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议中,便有改革考成、严行考成这一项。
而考成法自张居正创立以来,从未在法律上明文废除过。只不过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后,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
当然,李起元要严行考成的对象主要是户部,是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整顿财政是主要目的。
朱由校则稍作修改后,要在全体官员中实行绩效考核。
能者上,庸者下,整顿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严格到位。
至于为什么要把科学合理放在首位,严格放在其次,也是朱由校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作的改变。
崇祯时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也与李起元一样,认真执行考成法,使税收和财政有了些起色。
朱由检一看有效果,急脾气又来了,更加严格地施行。不管什么原因,收不上赋税就滚蛋。
于是,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只能对老百姓发力。什么闹灾,什么歉产,赋税一分不减,管你饿不饿死呢!
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悲催,民乱四起,此起彼伏,大明亡了,崇祯也自挂煤山。
所以,朱由校才要扩大考核官员能力的项目,不只是单一的赋税征收,更不能将此定为硬性指标,要灵活一些。
道理很简单,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
一旦指标过硬过死,压得也过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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