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可是的,振华,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吧?你想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嗯,申伯伯,您说。”
“那我就和你讲讲我们家的故事吧,我出生于1922年,父亲申伯纯毕业于京城大学,在上学期间,认识了一位影响了他这一生的学长,也是在这位学长的引领下,走上了进步的道路,这位学长,名叫邓中夏。
1936年,我父亲接受组织秘密任务在张、杨两位将军麾下任职,协助他们两人发动了著名的“西京事变”并担任了两位将军的新闻发言人,在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和斗争之后,终于建立了“抗倭民族统一战线”,拉开了我们华夏全面抗战的序幕。
那一年,我14岁,年纪还小,有些事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不过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原来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长兄申仲仁早就投身了华夏的进步事业,并一直从事着秘密工作,担任天津地下电台的报务员,就是在那一年,倭寇通过追踪电报信号的方法发现了这部电台的位置,导致他在天津租界区被倭寇宪兵队逮捕,幸好他及时销毁了所有的密码本和电报稿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也没有让倭寇抓到什么证据,但他依然受到了严刑拷打,辣椒水、老虎凳、夹棍都上了,十个手指全被夹烂,但是,他以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坚贞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地下组织。
几个月后,他在组织的积极营救下终于脱离虎口并辗转来到了延安,可是他的健康却从此恶化,由于被灌了大量的辣椒水,肺部受到严重损坏。
1937年,我在父亲和长兄的安排下也来到了延安,在那之前,我只读过初二和一年的无线电业余学校,延安的条件很艰苦,教学及专业书籍更是匮乏,父亲从事统战工作,非常繁忙,所以大多数时间都是长兄拖着病体在照顾我的生活,而且还承担了传授我无线电方面专业知识的责任,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为长兄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到延安后便改了名叫申铭鸿。他是一个非常自律忘我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被派往太行山执行任务,因为他的身体不好,父亲一直很挂念,便发了一封电报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而长兄的回电是:“父亲,你用军用电台询问私事,实属不应该。”
1940年初,在一次行军途中,驮着电台过桥的牲口因为桥面结冰而失足翻到河里,当时,一部电台对延安来说,是得来不易的、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他立刻不顾身体的不适,跳到冰河去捞,最后电台是捞上来了,他却一病不起。在那个缺医少药的艰苦环境下,他终于在盐店则的窑洞里倒下了。
说到了这里,申宗义忽然有些说不下去了,而听得入神的谭振华也终于停止了啜泣,不由得追问道:“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是我长兄在弥留之际,父亲带了我赶了去见他最后一面。”申宗义的声音中带着微微的颤抖:“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我们儿女面前一向沉稳的父亲痛哭流涕地拉着他的手死也不肯松开,而他却微笑着对父亲说了最后的遗言,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儿既以许国,此去无憾!”
ps:邓中夏烈士永垂不朽!申铭鸿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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